第三种意见
2017-09-10 1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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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人口总体上是正增长,但欧美诸国都到了正负临界点,靠较高的社会福利和年青移民的不断输入才避免进入老年社会。而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由于移民政策较严,生育率呈负增长,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据日本官方预测

,日本人口2015到2065的50年间,将从1.27亿降至8088万,减少近4000万。从目前看,过低的生育率日益难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从长远看,甚至会威胁日本民族的生存。这不怪引发世界上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最近我就看见两位新加坡教授的有关大作。

在18世纪末,有个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核心是人类的繁育速度是超过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的,所以如不人为限制,那只能靠战争、饥荒等灾难去平衡人口,所以即使这“限制”是被迫的,也要加以实行。由于该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无法预测日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高度发展和发育;无法预测日后科学技术如此的日新月异的进步,会給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从而会完全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预测。

但发达社会既然具备容纳更多人口的能力,现实生活也具备这种需求,那发达国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都陷入了低生育的危机呢?在这点上,郑永年教授和黄有光教授的意见是对立的。

郑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把男人女人都转化成劳动力市场的商品,解放了过去在传统社会里只能依靠男人、成为生孩子工具的女人。随着女性的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妇女的自主决定权也大大提高,这必然会动摇传统家庭的根基,也大大缓解了来自传统家庭对生育要求的压力。资本主义导制了方方面面的竟争,消耗了男女两性的大部份精力。而高高的生活成本也使人们不敢生育。

郑的结论是:只要资本主义仍是东亚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那东亚社会的生育危机就很难得到缓解。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那么人口危机,也就是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

黄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收入提高、价格下降,减轻了妇女的生活成本的压力;妇女的解放、地位的提高,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好的作用。但妇女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去选择多赚钱,少生娃,这和竟争压力的因素一样,和少生娃有一定的关联,但关联度不大。因为这里没有强迫,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诚然,东亚社会是有着增多生育的需要。但人们并不会去多考虑社会,都会是多考虑自己,生育带来的净快乐是不是正的,快乐是不是大于痛苦。

黄的结论是:低生育跟资本主义没什么重要的关系,但和人的追求长期的快乐有关。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生育补贴,降低生育成本,以增加人们的生育快乐。

我的看法是:观念的改变、生育成本的高企、竟争的压力、避孕技术的推广应是主因。对应是深化观念的更新、进一步降低养育成本。

但郑的超越资本主义是什么?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超过了社会主义特色阶段的中国,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有人把它起个名子叫“社会资本主义”。郑的超越不知要超到哪去?他也没说明,姑且存疑。

黄的办法尚可行,但难度极大。这些国家虽算有钱,但拿多少才管用?有没有那么多的钱拿?就算有钱拿,政府中有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否能达成一致,拿出有力的政策。即使政府同意,国民中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是否能达成多数同意意见?这些都是摆在一个民主社会面前的难题。

其实生育问题,应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就象一块铜板,有着两面、三面、甚至多面。低生育是其一面,高生育是其另一面。生育问题还有个现象,即富裕和开明催生低育;贫困和愚昧伴生高产。在那些高生育国家和地区,马尔萨斯预言还大行其道,内战、饥荒、疾病在起着平衡人口的作用。看那些年青的海盗、内战的小兵,很多都只有十一、二岁,看着揪心。还有宗教。穆斯林地区生育率较高,而这些地区又是邪教战士生生不灭的源头。这场遍及世界的战争对各国经济、政治、人民生活带来的破坏和困扰,就其长期性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都应该促使联合国,象重视气候变暖一样去重视人类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并不是说,要联合国来制定一个过去中国式的政策,来强迫人们多生或少生,那会带很多人权和人道问题的。应是由联合国出头,成立长设机构,让各国坐下来。专家学者多建言,人民团体多发声,促进和协调各国拿出有力可行的政策来。

我不是专家和学者,但建上一言:比如日本新加坡,可以考虑有针对性的放宽移民政策。这既能解决内需,顺便又能平衡世界人口。至于移民带了的负面影响,我看不必过于焦虑。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经过各民族通婚,血缘都早已多样化了,是个多民族共存的家园。而美国这么多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虽历经内部冲突,但基本是健康的、领先世界的。这也是得到各国公认的。

人类计划生育是大事。今天我发一言,期望引来千言万言。其实国家大事还有很多,政府应该有自信,鼓励千言万语来参与。这样大伙才会更信任政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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