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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6 09: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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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如何认识印度经济超过中国

2018年3月16日

其实不管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能给中国有益的借鉴?正确地比较两国经济发展,应着眼于两国是否能有效利用资源创造价值,经济增长能否直接转化为提高民众的生活,而不是机械地比较两国的经济和生产规模。

近几年印度经济增速按季度或按年份统计不时地超过中国,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可望获得全球经济增长之首。这对中国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喜欢喝“中国综合国力已超越美国”的心灵鸡汤,也不愿意相信印度经济胜过中国经济的诸多优点,以至于像这类以“印度经济神话的破灭”为标题的文章很受待见。

举一个例子,2014年12月,高盛集团预测,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超越中国,成为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一家中国重要的媒体认为,高盛此举是唱衰中国、黑中国。2017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印度经济有望在2020年前一直保持7%以上的增速。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后证实了高盛当年的预测。

印度经济超过中国经济,这一命题的始作俑者是中国学者黄亚生。2003年他与合作者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刊登《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该文认为,同中国相比,印度的法治、民主制度、私有产权保护和金融系统领域都比中国有优势,从长远看,印度经济将超过中国。

黄亚生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中国,但却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经济没有大的波动,并且只消耗了少量的投资资源;中国正是以大量消耗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印度的微观经济活力胜过中国,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胜过印度。黄亚生的观点被报道后遭到了舆论的嘲笑,大家不以为然。

但国际社会也经常议论印度经济超过中国的可能性。麦肯锡把印度的中产阶层形容为“黄金鸟”,但中国的媒体回应说,印度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比中国低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未来的时代称为“印度世纪”,但中国人更喜欢听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说的“21世纪将属于中国”。

国际社会认可印度经济超过中国的理由是什么?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它将很快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西方人应该热切希望印度成为民主和市场主导型发展的成功模板。”显然,用民主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标准看印度经济,当然希望印度经济超过中国。

其实不管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能给中国有益的借鉴?正确地比较两国经济发展,应着眼于两国是否能有效利用资源创造价值,经济增长能否直接转化为提高民众的生活,而不是机械地比较两国的经济和生产规模。如果按照效率标准,印度的表现相对出色。由于印度的微观经济活力胜过中国,印度经济的可持续性胜过中国。

当下议论印度经济超过中国经济更具现实意义。从中印两国经济近10多年的表现看,似乎在印证黄亚生10多年前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在印证已故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论述。

杨小凯说,有一位叫沃森(Watson)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其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

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所以,要重视“后发劣势”所产生的问题。

杨小凯列举了两个例子:苏联,1930年代苏联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却因为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没有建立起来,结果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另一个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相反,日本政府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不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结果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如果今天印度经济增速远不如中国,如果今天中国经济生机勃勃,我们自然会忘记黄亚生和杨小凯这类忧国忧民的预言。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尤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似乎应该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但是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诸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扼杀经济的活力,迫使人们去思索黄亚生和杨小凯的预言。这两位学者所提及的那些问题,似乎就是在描述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模式的鲜明特点就是政府强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由于政府的强干预,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由此产生诸多的严重问题,正在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态势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济呈现越来越生机勃勃的趋势格格不入。

引述李克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增势疲弱,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如果经济动力不够足,是因为中国经济从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予以解释的话,这种高质量经济发展是由政府政策拉动,而不是市场驱动,还是在引起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

2018年又逢中国农历戊戌年,戊戌变法和晚清中国社会的转型使我们感叹:为何中国的改革和转型何等的艰难而漫长。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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