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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4 08: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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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洛莫·本—阿米:西方民主祸起萧墙

2018年4月3日

1924年英国大选前四天,《每日邮报》刊登了一封据说来自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的信,要求英国共产党动员工党中的“同情力量”支持英苏条约,鼓励武装部队中的“煽动—宣传”。这封信后来被证伪,其实是由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俄罗斯白军(White Russians)或英国自己的情报机构所炮制,但此时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已经在大选中败北。

作为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民主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今天的俄罗斯虚假宣传,似乎与臭名昭著的季诺维也夫信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影响真的可以相提并论吗?没有俄罗斯的阴谋诡计,西方民主国家今天看上去真的会有所不同吗?

法国驻美国大使热拉尔·阿罗德(Gerard Araud)指出,俄罗斯对选举的干预和操纵如果不加以遏制,有可能给西方民主国家造成“生存威胁”。换句话说,统治着严重依赖石油、经济规模比巴西还小的贫穷国家的一个独裁者,被认为有能力掀翻世界主要民主国家。

去年法国自己的总统选举,似乎并不支持阿罗德的论点。俄罗斯旨在支持极右翼候选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而针对中间派的马克龙所发动的网络活动,可谓无所不包,如子虚乌有地宣称马克龙是同性恋、散播他有离岸银行账户的假档案等。但如今马克龙成为了法国总统,而勒庞正忙于重建她的政党。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无法成为危险的搅局者。也不是说通过助长有偏见乃至赤裸裸的假新闻的传播,社交媒体扭曲用户是非观的风险不存在(尽管许多专家认为,互联网在制造“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方面,远比实际的政治动员更有效)。

但西方自由秩序陷入危机的原因不在俄罗斯。归根结底,西方民主国家必须为生于萧墙之内的危机负责,这场危机因为其领导人没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不断恶化。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最令人担忧之处,不是企图制造反对希拉莉·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势力的俄罗斯“网络巨魔”和机器人程序,而是6100万美国公民盲目相信美国历史上教育程度最低、最虚伪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公然撒谎。当然,通过顽固的民主党建制派的“帮助”,希拉莉的选战活动表现得绵软无力、毫无远见卓识,完全忽视了感觉被全球化抛弃,怒气不断上升的数百万选民,也是她输掉竞选的原因。

此外,制造令西方资本主义痛苦不堪的伦理危机的,并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是美国银行家,他们利用监管的放宽和金融联动性,将全球经济引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向2008年的金融崩溃。接着,美国政客拒绝实行足够的新银行监管条例,更没有惩罚造成了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大赚特赚的罪魁祸首。在欧洲,类似的应对全球化的伦理和政治失灵,助长了对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广泛支持。

曾经被禁锢在政坛边缘的民粹主义政党,能够在意大利的最新选举中赢得近一半选票,不是因为俄罗斯散播假消息。他们赢得胜利是因为人民对腐败的政治建制派日益愤怒,他们在金融动荡和年轻人高失业率等重大经济问题上,都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地区不平等也尽露无疑:繁荣的北方支持反移民的联盟党(League),而更加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支持者主要集中在较贫穷的南方。

普京也许能从这些选举结果中获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需要对此负责。从英国脱欧派到特朗普,是国家政客支持了分裂政策、拒绝承认合作和伦理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大肆抨击传统精英和国家机构、赞美包括普京本人在内的独裁者。意大利联盟党的竞选口号——“意大利优先”,更是赤裸裸地在向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路线致敬。

媒体则起到了强化这些叙事的作用。诚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假新闻”背后有俄罗斯人的身影。但以英国为例子,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乔纳森·哈姆斯沃思(Jonathan Harmsworth,即为人所熟知的罗瑟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所有的花边小报,在英国脱欧投票前,起到了更大的散播反欧盟情绪的作用。

历史也起着作用。东欧“反自由民主”的疑欧派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极权主义传统,这些因素阻挠了这些社会吸收欧盟的后现代世俗宽容文化和普世价值观。波兰激烈反俄情绪和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并存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西方陷入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近几十年来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强化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政治建制派越来越脱离群众,一如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当时,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极权统治的兴起。这一动态在欧盟尤为明显,许多决定都是由高高在上、无法问责又不具备充分民主合法性的官僚所做出的。

俄罗斯不是西方民主的生存威胁。苏联曾经是更加可怕的挑战,最终不堪自身经济失败的重负而解体。俄罗斯的内部问题,不仅仅包括经济停滞,也包括人口下降,并不亚于苏联。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高枕无忧。要保护民主,西方领导人必须直面自身的短处。这意味着改革机构,改善民主问责,降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并致力于确保全球化惠及所有人。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他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悲剧》(Scars of War,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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