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中国政府表现像高科技风投，吓坏美国？

发布/2018年5月25日 

命悬一线的中兴通讯星期二刚传出有望以通过支付高额罚款，逃过被美国政府制裁七年的厄运，这个希望瞬间就被美国议员奋力拦阻，国务卿蓬佩奥随后“灭火”称，特朗普政府仍在讨论中，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星期二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已就解决中兴通讯的争议达成大致框架方案，内容包括美国政府解除美国企业不得向中兴出售产品禁令，作为交换条件，中兴必须大规模调整管理层和董事会，接受巨额罚款。特朗普同日表示，他预期中兴可能被罚款最高达13亿美元。

美国国会对此一片哗然，议员们群起攻之，27名跨党派议员动员起来联署，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更重话痛批特朗普倘若轻饶中兴，就是向中国“投降”。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也迅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修正案，限制特朗普放松对中兴的制裁。

这是构成一个特别的局面：在中国，好些民众还在为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是否代表中国“输了”而困扰，开始反思中国真正的实力以及中国崛起的姿态是否太高调，是否应该韬光养晦；在大洋对岸，精英们则惶惶不安，认为本国在中国的竞争压力下危机四伏，齐声要求特朗普政府不能对中国“软弱”。

上述反差凸显出中美都让彼此倍感焦虑，也显示部分美国高层与议员，对中国崛起与中国的战略意图，怀有多么深的疑虑。

这种疑虑由来已久，并非新生事物，但它在今年激化的主因，是中美日益短兵相接的科技竞争，而中国官方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让美国深感“可怕”。此前，不少学者已指出，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这两个大国对全球科技主导地位的竞夺，“贸易战”的背后，一场秘而不宣的“科技冷战”正在上演。美国议员针对该不该“放过”中兴通讯问题的强烈反应，即清楚揭露中美贸易争端的“科技战”本质。

中国民众也许感受不到美国决策者和精英的焦虑，但是在美国学者的视角下，中国自2006年以来拥抱“科技工业化政策”，并稳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宽度、深度与精确度，逐步形成了对国内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

美国的著名中国经济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主办的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的最初30多年已经不一样，在201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搞活”经济，通过市场化改革、取消限制与壁垒来带动或发掘一个全新的需求领域，以此“搞活”经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力远没有外界想象中大。然而，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已不再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下的需求，而是以改变经济发展曲线，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工业领域为目的。

诺顿指出，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掌握30%的国家GDP的支配权，它继续雄心勃勃地推动高速增长，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入于科技领域，包括打造雄安新区等，将使中国面对更大的失衡与不可持续风险。

在国内，官方主动的投资可能造成大量的浪费与失败的项目，但是中国决策者并不担心这类投资失败，换言之，中国政府表现得像一个风险投资基金。那么问题就在于，当一些国家投资项目出现失败时，政府是否会采取必要行动加以清理？

在国际上，国家主导的高科技投资模式与“科技超级强国”之路，构成了中美矛盾的根源，双方的焦虑今年初演化成了这一场席卷全球的“中美贸易战”疑云。

美国学者呼吁中国政府亡羊补牢，及时调整步伐，以开放与国际化的心态发展高科技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举措与限制，难道就不存在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吗？中美都因彼此而倍感焦虑，担心对方将威胁自己，这不正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构成要件？

到目前为止，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战”虽告暂停，但是两国建立互信的道路仍非常漫长。如果说中国刚开始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美国也许也能有一些相应的讨论。在客观看待彼此，理性认识自身选择对本国、对彼此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方面，外界期待这两个大国继续多做努力。